山西煤炭去產能萬億巨債，晉煤告急~~
山西煤炭如何去產能
山西日報記者張臨山報道：在中國，社會呈典型的二元結構，也就是城市和鄉村。在山西，經濟也是典型的二元結構，那就是煤與非煤。
賀永健在霍州煤電團柏煤礦當采煤工已有13個年頭了。今年1月，他領到手的工資比平時少了30%。他告訴記者：“近4個月就領了一次錢，去年11月、12月和今年2月份的工資都還沒有發下來。”老賀隻感受到了山西“一片寒煤”的皮毛，因為，在他之前已有很多人輪休、轉崗乃至被裁員了，那才叫切膚之痛。
這樣的故事，老賀和工友們早有耳聞且心有餘悸。今年全國“兩會”，他們高度關注“煤炭”去產能”“企業裁員”等話題，因為他們的背後都有一個翹首期待的家庭……
煤的問題是山西最大的省情。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山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主要是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煤炭去產能。煤炭如何去產能，主要解決的是“煤要減多少、錢從哪裏來、人往哪裏去”的問題。
去產能有“山西之難”和山西特殊性
需勇於舍棄，更需放開手腳、衝破羈絆、愈難愈進
新中國成立以來，山西煤炭既是全國能源保障的主力軍，也是山西經濟發展的頂梁柱和晴雨表。2013年以來，煤價斷崖式下跌，黑金之富如過眼雲煙，一煤獨大尾大不掉，結構畸重工業脆弱，以致經濟發展規模不大、結構不優、質量效益不高。
如今，一噸煤的利潤不及一瓶礦泉水的價格，山西成為煤炭市場疲軟的“重災區”，身陷困境難以自拔。去年，全省煤炭企業虧損94.25億元，同比增虧減利108.29億元。山西焦煤集團全年生產1億噸煤炭，利潤隻有5000萬元，同比降低94%。今年以來，煤炭困局仍在吃緊。一季度，全省煤炭銷量同比增加600多萬噸，但同比減收700多億元、再虧9億多元。受煤所累，山西處於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最困難時期。
再從全國看，化解過剩產能，是優化產業結構、保障經濟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必要之舉。以煤炭和鋼鐵兩個行業作為此次化解產能過剩的切入點，意味著全麵化解產能、實現企業轉型升級的大幕已經拉開。
山西煤炭去產能，既是國家宏觀調控要求，又是自我救贖之道，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但數十年累積的一煤做大一騎絕塵，又讓去產能困難重重。
首先，山西作為傳統煤炭基地，相比於其他煤炭產地和煤炭企業，有著更多的曆史遺留問題，企業負擔沉重，整個行業麵臨的困境更加嚴重。從行業層麵看，體現為“兩降一升”，即銷量下降，價格下降，庫存上升。2015年底庫存5067萬噸，比年初增加44.6%，比2011年底增長3倍多。從企業層麵看，體現為“兩升一降”，即企業應收賬款上升，負債率上升，效益嚴重下降。去年底，省屬五大煤炭集團應收賬款達到678.2億元，比年初增長35.4%;負債率達到81.79%。從民生層麵看，一些煤炭企業出現延期發放工資、欠繳社保的困難。一家省屬煤炭企業延期發放工資3億多元，延交社保7億多元，涉及職工2萬多名。
其次，去產能壓力較大。“十二五”以來，受煤炭需求放緩、煤炭產能集中釋放、非化石能源替代、進口煤衝擊等因素影響，全省煤炭產能過剩問題顯現。截至2015年底，全省煤礦總能力為14.6億噸，2015年省內煤炭消費和外調9.5億噸，產能建設超前，去產能任務艱巨。
再次，我省先前進行的幾輪煤炭資源整合和兼並重組，本身就是淘汰落後產能和小煤礦的過程，從30萬噸到60萬噸，再到90萬噸，我省已將年生產能力90萬噸以下的煤礦全部關閉，這在全國都是最高、最嚴的標準。我省煤礦綜采能力達到100%，正在打造4個億噸級、3個5000萬噸級的生產基地，而在其他省，很多10萬噸以下的小企業依舊在生產。
結構調整、轉型升級，是中國經濟必須跨過的坎、必須闖過的關。問題不等人，機遇也不等人。今天不以“壯士斷腕”的改革促發展，錯過了寶貴的政策“窗口期”，明天將麵臨更大的痛苦，甚至可能跌入萬劫不複的陷阱。
山西煤炭去產能更是如此，更要勇於舍棄，更需有一股放開手腳、衝破羈絆的闖勁，迎難而上、愈難愈進。
去產能有“山西之策”和山西操作性
遠近結合，標本兼治，綜合施策，革命興煤，打出一通“組合拳”
國家對化解煤炭產能過剩已有明確的工作目標，即“從2016年開始用三到五年時間，再退出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
在此背景下，山西煤炭，去多少產能最科學最合理呢?
山西大學經濟學教授楊軍直言：“山西去產能，最關鍵的是要做好對煤炭的預期。要分清楚是‘去生產能力’還是‘去產量’，關多少留多少，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不能隻靠行政命令，更多的是要依靠市場，建立退出機製。去產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終是要提高煤炭相關要素的配置和生產能力。”
省經信委副主任冀明德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不能就關停來關停，就去產能而去產能，不能一窩蜂，更不能一刀切，重點還應放在煤企的內部改革和非煤產業的發展上。”
從山西情況看，經濟的困局有需求側的問題，但主要的病根在供給側，要害是“結構性”，產業結構“一煤獨大”，要素結構過多依賴資源投入等等，不適應市場需求結構變化。
山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怎麼改?楊軍等多位產業經濟學家認為，首先還是要盯住煤炭，徹底改變挖煤、賣煤、燒煤這樣的老套套，擴大有效供給，強化優質供給，創造新的供給。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新的發展理念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維來看山西今天的煤炭問題，解決煤炭的供給側問題。
山西煤炭去產能，關鍵是看怎麼辦。4月25日，省委、省政府發布《山西省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有效化解過剩產能作為這次改革的“當頭炮”，五年內退出產能1億噸以上，嚴控增量、消化存量，杜絕超能力生產，主動減量化生產，立足“安全、高效”，提高安全生產水平，嚴格限製開采高硫、高灰、低發熱量煤炭，加快現代化礦井建設步伐，提高綜采水平，實現減人增效。
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山西煤炭此番去產能，絕非“為去產能而去產能”“為減產量而減產量”，而是將煤炭產業作為一項複雜的係統工程來考量。深入觀察《意見》，即可明了，山西煤炭各項改革是前後呼應、持續加力、步步為營、環環緊扣、整體運籌、綜合施策、形成合力、一抓到底。
遠近結合，綜合施策，標本兼治，革命興煤，打出一通去產能的“組合拳”才是正道。《意見》全文6000餘字，核心內容有四：其一，從全行業發力，繼續引深推進煤炭革命;其二，突出結構性改革，著眼於標本兼治、遠近結合，提高煤炭行業、企業的競爭力;其三，堅持綜合施策，充分發揮改革的集成效應;其四，確保穩定大局，千方百計做好就業保障、轉崗培訓等民生工作。
山西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舉措正持續發力：化解過剩產能，提升優質產能。實施“五個一批”即淘汰一批、重組一批、退出一批、核減一批、延緩一批。嚴格執行276個工作日和節假日公休製度;推進煤炭管理革命，提升煤炭管理水平;積極穩妥推進煤炭國企改革，促進煤炭國企煥發生機活力，做強做優做大;堅定不移推動煤基科技創新，促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以煤會友”，推動合作共贏。實現“黑色煤炭綠色發展，高碳資源低碳利用”。
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事關山西發展穩定大局。省委、省政府提出，必須堅決打贏這場攻堅戰。投鞭斷流加背水一戰，煤炭的清潔高效利用定然可期。
去產能有“山西之誌”和山西堅定性
舉全省之力做好煤炭這篇大文章，定能闖過嚴冬、打開新局
此前，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針對化解過剩產能可能會涉及的180萬名煤炭、鋼鐵係統職工，今年中央將拿出1000億元，用於職工安置。這一舉措為相關行業的職工注入了信心，也表明了中央通盤考慮化解產能過剩、實現轉型升級的決心和準備。
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上，更是斬釘截鐵地說：“必須做到過剩產能要去，但大量職工的飯碗不能丟，而且爭取讓他們拿上新飯碗。”
山西煤炭去產能，核心同樣是“人往哪裏去”的問題。發展的目的，終究是要人民安居樂業。
截至2015年末，我省煤礦職工共有106.03萬人。去產能是煤炭企業自身本質的“瘦身”，與之相隨的便是減機構、減崗位，歸根結底便是減人員。“十三五”期間，我省去產能1億噸以上，預計需要安置的職工超過10萬人。
陽煤集團副總經濟師喬金亮告訴記者：“企業麵對的減員有兩種：一種是提效性減員，另一種是減能性減員。不管哪種方式，去產能必然帶來去‘冗員’，在化解過剩產能的同時，如何安置富餘人員是對煤炭企業智慧的一個考驗。國務院在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的文件中對做好職工安置提出了四個方麵的意見，做好職工安置涉及到民計民生、社會穩定，是化解過剩產能需處理好的第一要務。但由於職工的年齡問題、技能問題、素質問題、訴求不同等因素，安置職工成了去產能的最大難題。”
“人往哪裏去?”，煤礦職工技能較為單一，再就業困難是最大的現實。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方向，開展技能培訓，開拓就業渠道應是職工安置最關鍵的一環。
去產能，核心是人;安置人，核心是錢。中央1000億元，分到山西，對於10多萬安置職工來說，可能就是杯水車薪。“錢從哪裏來?”這是個大問題，直接考驗著我們的財政實力和融資能力。
喬金亮認為，去產能後的煤礦資產及債務處置也是一個大問題和大難題。這裏所指的資產與債務處置是指按國家指導意見實行市場出清的產能：即落後產能、危險產能、低質產能、低端技術與規模限製類產能，長期虧損資不抵債類產能、資源枯竭類產能。這些產能的退出，既是市場規律的必然所致又是去產能的主攻方向。這類產能的存在，大部分是以一個整體出現，退出時也將以一個整體退出，這就涉及到資產處置與債務處置問題。這也需要對資產、債務進行既依法依規、執行政策又積極穩妥、跟蹤推進去產能配套工作的實施。
《中國經濟時報》駐山西記者站站長曹英告訴記者：“目前山西麵臨重重困境，我們采訪的眾多山西本土官員、學者03manbetx 認為，僅靠山西自身力量難以突破，借鑒其他國家資源型地區轉型經驗，山西的未來出路需要中央高層從頂層設計和發展戰略上加以針對性研究和解決，需要施加外力推動山西的改革發展和轉型升級。”
山西化解煤炭過剩產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次產能革命，需要摒棄傳統的產業思維，更要從思想上進行一次觀念的刷新，既要用法律手段又要用市場手段;既要嚴格執行國家政策又要主動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山西必將積極穩妥地踐行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紮實有效地完成去產能的任務。
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山西：煤價下跌並非單是壞事，市場倒逼確可闖出新路;企業人多不是包袱，職工就是寶貴財富;產能過剩是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麵，去產能、減產量雖然是治標之策，卻能為治本爭取時間和空間。因此，我們要堅決去產能、減產量，同時要堅決拓市場、強管理、降成本、保安全、保穩定。
煤炭，表麵看是黑的，實際上是幹淨的、是綠色的。煤炭是寶貴的，需要我們全麵開發利用;煤炭還是“高尚的”，它燃燒了自己，溫暖和照亮了別人。
誌不求易，事不避難。隻要我們全力推動煤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定不移走“革命興煤、煤炭革命”之路、舉全省之力做好煤炭這篇大文章，山西煤炭產業定能闖過嚴冬、打開新局，山西經濟發展也必將顯現雨後的彩虹。
(編輯：王偉婷)
萬億巨債壓頂，晉煤告急
山西省七大國有煤炭集團負債總額已超過萬億，體量相當於山西省2015年的GDP。(CFP/圖)
2016年4月以來，山西省的煤炭企業連續發生多起債務違約以及債券暫停、取消發行情況。
巨債壓頂之下，山西銀行業不得不通過寬鬆信貸，及發行債券，幫扶困難企業渡過難關，並使“僵屍企業”有序退出。
上世紀末曾幫助山西煤炭國企脫困的“債轉股”，有機會卷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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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億巨債
目前，七大國有煤炭集團負債總額超過萬億，體量相當於山西省2015年的GDP，總體資產負債率達80%，山西煤炭的債務大部分在銀行。(視覺中國/圖)
“上個禮拜，基金經理打電話給我，他們非常擔心。”近日，山西一家國有銀行的高管任東風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所在銀行幫山西一家煤炭企業承銷了債券，打電話詢問的基金正是債券持有者，基金經理關心即將到期的債券能否兌現。
這是山西債券市場最緊張的時刻。2016年4月以來，據不完全統計，山西煤炭企業已連續發生兩起債務違約以及三起債券暫停、取消發行事件。
中煤集團子公司山西華昱能源有限公司4月6日正式宣布，其一筆本息共計6.38億元的短期融資券違約。這是首家煤炭央企出現債務違約，中煤是中國第二大煤炭生產企業。所幸有驚無險，經過多方籌措，幾天後該公司得以足額償付本息，並支付了違約金。
然而，另一家違約的安泰集團就沒有這麼幸運了。4月8日，安泰集團(600408.SH)發布“銀行債務逾期”公告稱，從2015年底開始，受宏觀經濟和行業形勢的嚴重影響，安泰集團陷入了流動資金緊張、銀行貸款逾期並且不斷新增的漩渦中。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計銀行貸款等債務逾期3.9億元，目前正在與債權銀行協商解決。
安泰集團是山西介休市一家民營的大型選洗煤、焦炭企業，旗下擁有一家上市公司，正常運營的時候，擁有員工十幾萬人。
安泰集團債權銀行一位知情者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安泰集團貸款總額一百多億，實際上經營並沒有遇到太大的問題，但由於煤炭已被銀行視為“壓縮退出行業”，許多小銀行紛紛抽貸，導致最後“抽不動了”，大的貸款到期也還不了了。
像安泰這樣的大型民營涉煤企業在山西已經不多。2008年，主要出於安全因素的考量，山西啟動了煤礦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整合。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民營煤礦因不符合產能規模的要求，被兼並進入省屬七大國有煤炭集團。
煤炭市場的自然榮枯周期是“十年上坡，十年下坡”，私募基金中經豐利CEO王豫剛長期跟蹤研究山西煤炭產業，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2009-2011年的煤炭繁榮周期頂峰，山西大型煤炭集團大量整合中小礦井。再疊加2011-2013年高達13%-15%的市場實際融資利率，一些民營煤炭企業通過信托、民間信貸等方式獲取資金的融資成本甚至達到20%。
2014年開始，眾多擴建、新建產能開始釋放，再加上下遊鋼鐵、化工、水泥普遍產能過剩開工萎縮，導致煤炭企業不斷降價保量。這是煤炭企業現金流近年來急劇惡化，被迫舉債維持經營的重要原因之一。
山西煤炭的整體債務情況未曾披露，但因國企負債占了大頭，所以可從省屬七大國有煤炭集團中窺出個大概。
目前，七大國有煤炭集團僅公布了2015年前三季度的財務數據。焦煤集團、同煤集團、潞安集團、晉煤集團、陽煤集團、晉能集團、山煤集團分別負債1984.82億、2107.06億、1494.56億、1694億、1723.35億、1728.94億、725.24億，負債總額超過萬億，體量相當於山西省2015年全年的GDP，總體資產負債率達80%。
“60%在銀行，40%是債券之類的。”據任東風估計，山西煤炭的債務大部分仍在銀行。但從去年開始，銀行開始轉化手中的煤炭債務，主要是幫助國有煤炭集團發行債券。債券的持有者大多是銀行、保險、信托等機構投資者，基金也持有一些，像債券型基金最終將被個人投資者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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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化解優先”
信達參股的28家企業，大多現金流難以覆蓋利息，還要舉借更多債務，進入“龐氏融資”的企業有13家。(視覺中國/圖)
多位山西銀行係統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除了發行債券，從2015年開始，山西銀行業向煤炭企業實行了較為寬鬆的信貸政策。
如過去正常的情況下，貸款到期後，銀行要先從企業收回款項再放貸。後來企業到期還不了，就給企業做“展期”，也就是延長還貸期限;還有一種方法是“再融資”，即企業從銀行借新的貸款還舊的貸款。
可是如果前兩種方法都用了，企業還是還不了利息，正常情況下這筆貸款應立刻劃為不良貸款。但是現在，銀行仍然會把利息款借給企業。
“利息都還不了，銀行還借錢給你，實際上是把銀行的風險敞口放大了，這不正常。”一位國有銀行信貸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擔憂。
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在上一輪“債轉股”時，擁有了數百億煤炭企業股權。從2012年起，信達在28家參股企業中，選取了17家規模較大的企業展開統計。結果顯示，現金流難以覆蓋利息，還要舉借更多債務，進入“龐氏融資”(即債務人的現金流既不能覆蓋本金，也不能覆蓋利息，債務人隻能靠出售資產或者再借新錢來履行支付承諾)的企業有13家。
隨著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風險蔓延，企業和銀行隻能攜手共渡難關。截至2015年底，山西省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為881.65億元，較年初增加123.62億元，不良貸款率4.75%。山西省副省長王一新指出，信用風險已逼近警戒線。
“銀行的信貸員現在一半時間都花在追要利息上。”在民營煤炭產業集中的山西省古交市，熟悉當地煤企生態的王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他還透露，古交民營的涉煤企業，貸款已經很少有正常的，大部分都處於“關注期”，如果情況再惡化就是不良貸款。
“達到一定規模的企業不想死，從銀行的角度講，隻要有一線希望，他們也不想讓企業死。”王誌說，目前山西提出的口號是“以化解優先”，在化解的基礎上“能不進不良就不進”，因為一旦劃入不良貸款，銀行無論如何都有損失。
銀行的損失，不僅是將不良資產打包賣給“壞賬銀行”時，打折打得很厲害。更重要的是，銀行在煤炭企業的抵押物處置方麵處於弱勢。煤炭行業抵押的資產大多是采礦權、機器設備等，這些抵押物的市場價格在不斷波動，銀行無法進行預估。任東風拍賣過五年前估值非常高的私有采礦權，但現在這個形勢下，“無人接手”。此外，因為涉及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如果作為不良資產，處置起來非常麻煩。
任東風說，國有煤炭集團大約有20%的貸款都是沒有任何資產抵押的信用貸款，“抵押也沒什麼太大意義，將來你怎麼執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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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去產能”
山西煤炭業債務風險目前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身上，對於中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銀行還會盡量保持原有貸款額度。(視覺中國/圖)
為進一步控製風險，在山西銀監局的統籌推動下，4月13日，十家代表銀行聯合成立的“債權人委員會”在山西省正式落地，希望鼓勵銀行一致行動，共同幫扶困難企業，並使“僵屍企業”有序退出。
依據這一製度，截至2015年年末，在三家及以上銀行業金融機構進行債務融資，且債務融資餘額在5億元及以上，或債務融資餘額1億元以上，但已有不良或產生逾期的企業、企業集團，今後均需成立“債權人委員會”。
據《山西晚報》報道，山西省轄內亟須組建債權人委員會的企業共有233戶，主要分布在煤炭、鋼鐵、焦化、電力、交通等主導行業。
多位受訪者認為，山西煤炭業債務風險目前主要集中在民營企業身上，國有煤炭集團雖然困難，但風險可控。
“‘債權人委員會’主要是針對中小企業協調，五大煤炭集團隻不過是掛個名而已。”參與“債權人委員會”組建的銀行業人士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於暫時遇到困難的中小企業，銀行將共同幫扶，實在難以救活的，法律上采取債務保全這種方式進行處理，主要防止企業在剝離債務的過程中逃廢債，給銀行帶來損失。
而對於中大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銀行還是會盡量保持原有貸款額度，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國有銀行對山西煤炭企業整體的授信額度餘地很大，例如截止到2015年9月末，同煤集團有銀行授信額度合計1812億元，其中還有995億元剩餘未用。
“我們也想收緊貸款，但是我們不能這麼做。”許小平解釋，因為一家銀行收貸款，全部銀行都會去收，而任何一家國有企業倒下，都很容易引起連鎖反應。“銀行違約還好說，債券違約就特別嚴重。”
在王豫剛看來，山西煤炭企業隻要還能支付銀行利息就可以了，畢竟比起1994-2001年上一個煤炭下行周期，情況還是要好不少，無論是煤炭企業還是各級職工，都在“黃金十年”積攢下了一定的家底，比如企業的采礦權基本實現資本化，同時煤炭集團旗下均有上市公司。
2016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長李小鵬在代表團開放日活動上表示，山西省就是要通過淘汰一批、延緩一批、重組一批、廢除一批、核減一批等方式，堅決化解過剩產能、提升優質產能。
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究竟是主動去產能還是被動去產能，在山西一直存有很大爭議。主動去產能即完全按照市場規律來，被動去產能則“要承擔很多東西”，尤其像並購重組，需要許多資金運作，這些資金最終要有獲利。最為棘手的是，並購方要承擔全部的債權債務，還要安置被並購方的員工。
王豫剛認為，與內蒙古等地的煤炭企業不同，山西的煤炭企業規模大，有的甚至一家企業就是一座城市，“市場化解決”就意味著地方社會秩序受到較大影響。而始於2008年的煤炭整合，私人煤礦退出，國有七大煤炭集團高位接盤，可能正是山西煤炭困局的根源。
2016年1月4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奔赴山西，實地考察煤炭、鋼鐵兩大行業的運行情況，並主持召開多省主官、煤鋼企業負責人的去產能座談會。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巴特爾在會上彙報時表示，盡管產能過剩，但內蒙古過剩產能的企業中，基本為民企，他們也不找政府要什麼支持，內蒙古不存在這方麵的壓力。
而山西則不同。山西省煤炭工業廳近日發布公告，要求全省所有煤礦在國家法定節假日和周日原則上不得安排生產，嚴格以276個工作日組織生產。還將減產份額逐個攤派在全省562座煤礦身上，減產量占2015年山西原煤產量9.44億噸的25%。
在化解過剩產能期間，中央財政每年支出1000億元，主要用於煤鋼企業的職工安置，幫助煤炭鋼鐵等行業渡過難關。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山西已經獲得部分財政資金。另外，省裏也要配套一部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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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轉股”重來?
信達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權至今未能處置變現，客觀上造成了信達與煤企及地方政府的“雙輸”局麵。(新華社/圖)
上世紀末的國企“三年脫困”改革期間，大批經營困難的國企通過“關停並轉”退出市場，銀行也積累了巨額不良貸款。眼下被熱炒的“債轉股”，彼時也曾廣泛運用於山西煤炭國企脫困，即把原來銀行與企業間的債權債務關係，轉變為資產管理公司與企業間的股權關係。
當時銀行剝離的不良貸款，由1999年成立的專司不良資產處置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其中，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為處置煤炭企業不良資產的主力。它接手了山西、安徽、河北等地的煤企股權，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煤老板”。在山西，信達就同時持有同煤、陽煤、晉煤等煤炭集團股份，如果按照當時的談判價格執行“債轉股”，信達也將成為山西各大煤企的控股股東。
但是隨著2001年中國加入WTO，開啟“煤炭黃金十年”。各地“債轉股”煤企以及地方政府認為信達占了便宜。為此，雙方一直沒能將“債轉股”落地，直到2005年，獲得采礦權作價補充資本金的山西煤企重新奪回“控股權”，雙方這才簽署協議。其中，信達持股比例最高仍然達到了40%。
然而至今，信達手中持有的多家山西煤企股權仍未能處置變現，客觀上造成了信達與煤企及地方政府的“雙輸”局麵。
信達持有的是煤炭集團股權，不是上市公司股權，而煤炭集團多數負擔重，盈利差，再加上製度因素，即便後來達成“債轉股”協議，信達長期以來也難以獲得分紅收入。
同時由於信達持股比例較高，通常在煤企具有“一票否決權”。而煤炭集團自2008年整合後，需要大量建設資金，大體的思路是希望將集團資產注入上市公司，從二級市場進行融資。但信達顯然不願意看到優質資產不斷從集團剝離。
王豫剛認為，作為上市公司而言，其對國有控股股東最重要的職能就是融資，實際上今日山西各煤炭集團的資金困局，與5年前行業高峰期未能利用好上市公司平台進行大量股權融資有直接關係。
他還指出，曆史上，山西解決較好的“債轉股”案例是中煤平朔，中煤集團通過回購中國銀行在安太堡露天煤礦的股權及債權，實現了中煤能源的整體上市。此外，信達在冀中能源、開灤股份和盤江股份上的退出，則是通過集團股權置換上市公司股權來實現的。
如今，信達想要退出山西煤企依然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把股權轉讓給山西省國資委，另外就是置換成上市公司股權。而這兩種方案都涉及最頭疼的定價問題，在煤炭周期低迷的現在，定價則更為艱難。
2016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記者會上提出新一輪“債轉股”，他表示，可以通過市場化債轉股的方式來逐步降低企業的杠杆率。
此輪“債轉股”的對象聚焦為有潛在價值、出現暫時困難的企業，以國企為主。這類企業在銀行賬麵上多反映為關注類貸款甚至正常類貸款，而非不良類貸款。也就是說，此輪債轉股，並不支持過剩產能“僵屍企業”參與，同時財政不再兜底。
山西的煤炭國企並非沒有機會。據王豫剛03manbetx ，此輪“去產能”山西各集團更應該借鑒“神華模式”。央企神華是集鐵路、航運、港口、煤炭、電力、化工、冶金，以及產融結合於一身的能源集團，具備自身對衝能力。上一個煤炭低穀，正是神華大幹快上的時候，神華的煤礦、電廠、鐵路不斷投產，技術上幾乎領先兩代，從而迫使其他競爭對手退出競爭。
許小平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山西正在研究新一輪“債轉股”，不過僅限於小範圍討論，還沒有拿出最終文件。
(應受訪者要求，任東風、王誌、許小平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