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成良：上 海 知 青

寫下這個題目，眼前浮起一張張遙遠而又熟悉的麵孔，心底裏湧起一股莫名 的 衝 動 與 酸楚——他們同當年的我一樣青澀，稚嫩，天真而又茫然。一樣的少小輟學，突然間被放逐到一片陌生的天地。所不同的政策上我屬於“回鄉知青”，歸屬上也沒有遠離從小長大的土地和親人，而他們則是拋家別親，孤身遠行，像斷了奶的羔羊，孤零零地被遺棄到一個前途未卜的陌生群體之中，心底的恐慌孑然與悲涼可想而知。他們是比我更堪體恤的共命運的同類，我從心底裏覺著他們可親，我深深地懷念他們!

比他們稍早幾個月，我已經在那個貧窮而又喧鬧的村莊落戶，仿佛打前站的尖兵，提前到站等著他們。1969年深秋的一天，我終於把他們等來了。

那天飄起了小雨。隊長組長滿莊吆喝，全村社員都集中到村子中央的隊部開會，歡迎上海知青。那可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平常開會，一戶來個當家的，這天老老少少幾乎全到，小媳婦抱著吃奶的孩子都沒拉下，辛涼的秋意被鄉親們熱切新奇的觀看完全衝沒了。18個大上海的洋學生，男的白淨清秀，褲縫都熨的筆直，且瘦的跟雞腿一般，女的更是細眉俊眼，靚麗脫俗，沒結婚的小夥子個個看得臉熱心跳，像掉了魂似的。知青們坐在前排，偌大幾間屋人滿為患，門口窗戶下簇著一片。隊長磕磕絆絆的歡迎致辭還沒說到頭緒，門外棗樹下拴著的叫驢突然歇斯底裏地狂鳴起來，猶似激昂高亢的男高音。知青們交相耳語，突然不管不顧地奔湧而出，團團圍著叫驢大呼小叫。不知是否由於觀看的刺激，那驢耍起了流氓——將一根黑不溜秋的棍子從肚皮直伸到地下，這一群公子小姐更是驚詫莫名!男的竟找來樹枝，甚而至於同小姐一起向那根東西撥去——鄉親們可笑翻了!長這麼大哪見過如此這般的西洋景啊!

知青住的集體戶，18人共餐一個食堂，有老鄉專門做飯。那個年月，隊長幾乎不諳農事，抓革命都忙不過來呢，這回算有了革命重任。頭頓飯開做之前，隊長猶如學生“導師”一般，諄諄地問：“同學們，想吃什麼飯?“同學們一陣騷亂，有人提出吃紅芋——那玩意初吃的確又甜又香。隊長狡黠地笑著說：“好，烀紅芋!”果然吃的又香又甜。晚上又是一問，還是“烀紅芋!”第二天如是。第三天早上，隊長煞有介事地又問：“今天吃什麼?”沒等回答，隊長自己就說：“烀紅芋!”這下都不幹了，異口同聲地說胃疼，冒酸水，結果改做稀飯大饃。這件事成了莊上永久的笑料，也成了知青們難忘的第一課。

知青們第一次幹農活，是到曬乏地裏砸坷垃，一塊塊泥坷垃如臉盆大小，必須砸碎才好耕種。每人發一個木榔頭，到了地頭卻都杵在那兒，遠遠地看，一問之下，原是怕皮鞋粘泥，隊長哭笑不得，社員議論紛紛。就這麼耗了一陣，終於，有個年齡大些的男生，把腳上的鞋襪褪下，光著腳齜牙咧嘴地走進地裏，陸續有幾個男生效仿，女生則依然在地頭伸著榔頭光砸地頭的。自此，那個率先下地的男生成了知青中的帶頭人物。

最讓貧下中農看不下去的，是男女知青上廁所。北方農村的廁所，大都各家各的男女共用，如廁前在外邊咳嗽一聲確定沒人再進，他們不管那套，尤其愣小子，一頭紮進去，往往驚的娘們媳婦大叫起來，若是沒結婚的丫頭，非罵的狗血噴頭不可。而莊頭的公用廁所，亦不過一米多高的土牆，中間隔著，他們如廁，男女站起來互要手紙，這在貧下中農眼裏，簡直太不要臉!渾不知經曆了多少罡罵與摩擦，他們終於意識到那做派在這吃不開，不得不改弦易轍。

環境能改造人，這句話不是真理也是事實。頂多半年，知青們的改變即令鄉親們刮目相看，他們和農民一樣的吃苦耐勞掙工分，毫不惜力。下雨天，男知青一律光著腳，弄得比農民還農民，那做派顯然有意為之，潛台詞無非就是好好表現，爭取個好的前程。莊上有個規模不小的磚瓦窯廠，知青後來都過渡到窯廠幹活，我也是其中之一。那都是很重的體力活，男知青很快都被鍛煉成了壯勞力，女知青也不例外，按人頭分任務，一點不比農村婦女少幹。我那會夥同一個男知青在窯廠邊上的一間草屋裏做脊瓦，知青們管那塊叫“小台灣”，稱我倆“國民黨”。做脊瓦是個技術活，同時又特累人，20斤的大鐵錘，一天要掄幾千下，我們倆換著來。那家夥叫沈國華，走路一翹一翹，說不清是否腿有毛病。他幹活有股子狠勁，常跟我搶著幹，一邊幹一邊嚎樣板戲，由於手裏牽扯用力，嚎起來走腔跑調，且無論男角女角都嚎的跟胡傳奎一個腔。幹累了，一身泥土倒地就睡，怎麼都能睡著。有一回，我怕他著涼，拿個草苫子給他蓋上，快下班了，有個女知青走來看見，跑回去喊來幾個女知青，拿手巾頂在頭上，都蹲他身旁，模仿農村婦女有腔有調的哭起來：“我的兒啊，你死的冤啊——”哭了半天他才醒，所有人都笑的肚子疼。

一年一年幹下來，知青們的確都曬黑了皮膚，是否練成了一顆紅心，不得而知。隨著年齡增長，人變得越來越老成是事實，心事自然也越來越重。他們之中，有的並非直接來自學校，而是沒工作的社會青年，下鄉插隊，就圖有一天能有招工的機會，所以年齡大好幾歲的都有，有兩個就是姐弟倆。

忘了具體哪一年，上邊來個文件，有幾個上大學的名額，條件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總之誰夠條件，得上邊說了算。這下知青中開了鍋，哪個不是眼巴眼望?個別跟幹部走的近的，一下子走得更近，近到什麼程度，不說謠傳，也隻有天知道。走得不近的，或趕緊套近乎，或者就幹吃後悔藥。知識青年到農村，接受的原是社會底層全方位的教育，遠不是那一類手中無權老實巴交的貧下中農能包攬的。在那個輕易就能顛倒黑白的運動年月，以革命的名義，多少私欲借權力之手得以中飽，多少罪惡在陽光之下得以橫行，又有多少知青猶如待宰的羔羊，在利益的誘惑與情勢的威逼之下成為他人的獵物玩偶，或者走入歧途，善惡美醜形形色色，縱有生花妙筆也描述不盡。

從個人的生途遭際以及國家民族的文化斷層上說，上千萬知青於正在求學的黃金時期輟學下鄉，乃為大不幸，然而，從最根本的生存經驗韌性的磨礪以及對社會真實麵目的認知上說，這一代“知青”肯定優於前後兩代，縱然他們的文化水準普遍不高，然而他們畢竟是特殊年代淬煉而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堅強群體，這個“知青”群體，也必然以濃重的筆墨載入共和國史冊。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也的確有資格說 “不悔”。至於人格的塑造，什麼時代也得看各人的造化。

1975年底我招工進廠。此後他們有的去了煤礦，有的去了其他單位，有的得以求學深造。造化弄人，端底各具形態。一晃離別40年了，很少與他們有過接觸，他們的年齡，當時比我略大一點，也不會太多，而今亦當退休養頤了，可能大部分回了上海，葉落歸根畢竟是中國人的生死常態。

忽然想起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我在上海淮海路上溜達，信步走進一家理發店，一位中年女性理發師走過來，看了看我，突然用地道的淮北方言問我：“同誌您要理發嗎?”她一眼能看出我是淮北人。我回過臉，頓時愣住——多麼熟悉的麵孔!她也認出了我，立刻叫道：“哎呀!怎麼是你啊!還認識嗎?”那會算起，闊別也已20多年了，當年滿臉稚氣的女知青已經被歲月磨礪成半老徐娘，畢竟是上海女人，風韻猶存。而我，在她嘴裏一個勁地說沒變，上海人真會說話。她立馬脫工作服要帶我回家，被我堅拒。結果就在那理發店交談了半晌，分手時，眼睛都濕潤潤的。

出了門，茫茫人海，像時鍾一樣的不停流逝，我的腦海裏依然在不停地撲捉過往的記憶，那一群上海知青的年輕麵孔便逐個清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