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鵬飛：又聞田野蟋蟀聲

“促織甚微細，哀鳴何動人”，盡管杜甫寫蟋蟀鳴叫的詩已經非常不錯了，但我還是最喜歡白居易 “西窗獨暗坐，滿耳新蛩聲”的詩句。小時候在老家的西窗下獨坐，我也聽到過蟋蟀的鳴叫，此起彼伏，溫溫柔柔，一點也不讓人覺得煩躁。讀白居易的詩，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蟋蟀既叫“促織”，也叫“蛩”，還有不少地方喊它“蛐蛐兒”，但我翻遍了很多典籍，都沒有我家鄉的“凸叉子”之稱。找不到出處，我也不知道是哪三個字，隻知道至今人死了，還有人幽默地稱他(她)聽“凸叉子”叫去了。

其實，在田野裏聽蟋蟀叫必須是熱天，因為天一涼，蟋蟀就入宅入戶了，所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也。這也說明，蟋蟀是和“秋”密切相關的。蟋蟀年年準時鳴秋，古人聞蟋蟀聲而知秋至，上海人至今呼蟋蟀為秋蟲。甲骨文的“秋”，完全是一副蟋蟀的模樣，頭有須，背有翅，身上還有兩道環節花紋，也是這個道理。

我第一次見到售蟋蟀是在鎮江的花鳥市場上，身邊的鎮江好友C君告訴我，江浙一帶自古好鬥蟋蟀。他的話好像讓我看到了魯迅在百草園捉蟋蟀的身影。至於給他父親找的藥引子，需要原配的蟋蟀，他大約也沒找到過，不知道後來研究生物的三弟周建人，對大哥魯迅的這些文章作何感想，找幾隻原配的蟋蟀，是不是很難的事情。

江浙人好鬥蟋蟀，C君不隻是說說而已，他怕我不相信，就在書房翻出朱梅叔的《埋憂集》、李鬥的《揚州畫舫錄》、孔慶鎔的《揚州竹枝詞》以及惺庵居士的《望江南百調》等等，為江浙人愛鬥蟋蟀找到了理論根據。這裏既有“揚州好，蟋蟀鬥紛紜”的熱鬧，也有“蟋蟀聲中夜點兵，上場明日賭輸贏”的賭戲。可不要小看了這些賭博，它一點也不亞於現在的麻將場，為此還有不少人走上了致富的道路，“秋以此技受知於歙人汪氏，遂致富”。

玩蟲玩到名典林立，大約也隻有蟋蟀。南宋“蟋蟀宰相”賈似道，就曾經寫過一部《促織經》，隻可惜這部專門研究蟋蟀的名著失傳了，我隻在袁宏道的《促織誌》中見過其部分內容。“嚐觀賈秋壑(賈似道)《促織經》，其略謂蟲生於草土者其身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剛，生於淺草、瘠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劣”。看樣子，這個兵臨城下還在玩蟋蟀的賈宰相，對蟋蟀還真有研究呀。

當然，也有不少有識之士，對玩蟋蟀的奢靡之風大加譴責，蒲鬆齡的《促織》就揭露了“促織之戲”給民間帶來的災難。當時的奢靡程度，我們從現在留下來的各種質地的“蟋蟀盆”上，也能看出一二。玩蟲玩到皇帝癡迷，確實是有點過了。古代不但有“蟋蟀宰相”賈似道，還有“蟋蟀皇帝”明宣宗朱瞻基，這個皇帝被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記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說朱瞻基“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一時語雲：'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蒲鬆齡《聊齋誌異·促織》，就是取材於此。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於枕函畔，夜聞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按照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裏的這個說法，玩蟋蟀是從宮廷傳入民間的，並不是從民間傳入宮廷的。最早時，應該是哪個在田野或者農家生活過的妃妾思家心切，想以此解除念家之苦。而一念之間，讓蟋蟀成為一種時尚，甚至成了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是她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