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奇：“蔣委員長”
記得大概三十年前的五月,礦領導安排我到采煤隊蹲點兒,調研招收農民工難，找來又留不住的問題。
采煤隊長劉誌是老字號，他對我講：“你來蹲點兒抓農民工，說白了是六指頭撓癢癢，你來不來，不吃啥勁兒，農民工就是農民工，要什麼穩定隊伍，他們走一個綠的，咱再招個紅的，中國有的是人，不缺長兩條腿的。”
我第一個班下井，和一位看上去有五十來歲的老工人一同朝采麵走，沒話找話地問他有多大年紀了，他吞吞吐吐地隻回答：“三十七。”就扭過臉，似乎怕我再問他什麼。可我怎麼也不相信他說的年齡，頭發白了多半，麵部刻滿了皺紋，沒有一絲的光澤，背也駝了，而且左腿有些瘸。
這幾天正趕上采煤工作麵搬家，這時候工人最吃力，一個工作麵有數百噸重的大小設備，單靠人背肩扛從舊麵搬到幾百米的新麵，一根金屬支架有七十多公斤重。隊裏規定，每班一個工人要搬運二十根，才算完成任務。這位“三十七”，扛著支架走路趔趔趄趄，一到地點，支架還沒豎直，人就蹲在地上上氣不接下氣地對記工員說：“給我記上這根，這是第十四根了吧?”記工員不耐煩地說：“就你蔣委員長心眼兒小，扛去吧，少一根你甭想要今天的工!”
“三十七”又去扛支架，我問記工員怎麼叫他“蔣委員長”?
記工員說：“他是南方來的農民工，據他講，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爹是國民黨軍隊的一位團長，在一次和日本交戰時，由於彈盡糧絕，他爹和全團戰士為保衛陣地全部戰死，無一人逃跑投降。殘忍的日本兵占了陣地，他們沒有歡呼，而是向躺在地上橫七豎八的中國軍人屍體默哀。他還經常講些國民黨部隊打日本的悲壯故事，有時講到動情處還掉眼淚。他說他是個墓生兒，不僅沒見過父親，也找不到父親的墳頭在哪裏。那時，我們隻知道八路軍打日本，《小兵張嘎》《平原槍聲》《地道戰》……還沒聽說過他說的國民黨打日本的事。當時大家覺得他有些反動，就給他起了個綽號：‘委員長。”
聽了“蔣委員長”的來曆，使我對這位抗日壯士的後代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班裏的工人此時已完成了扛支架的定額，“蔣委員長”還差三根。我想去扛根支架，算上他的定額，但自己的體格戧不住那個活兒，就幫助“蔣委員長”抬了三根，總算湊夠了他當班的定額。就這他對我說了許多感激的話。
沒過幾天，礦廣播站播出一篇題為《馮科長是工人的貼心幹部》的讚揚我的稿件。說我“沒有官架子”“下井和工人同上下”“為提前完成搬家倒麵任務，在采麵上和我們一起摸爬滾打，他的奉獻精神極大地鼓舞著職工的鬥誌……”稿子寫得很有文采。據查，這篇稿子出自“蔣委員長”，沒料到他還有這兩把刷子。
“蔣委員長”讓我在廣播站“過了電”。礦領導在全礦管理人員大會上表揚我，說我幹得不錯。有的同事見我還戲弄幾句。人都是“順毛驢”，我隻好照廣播裏吹的那樣做，和工人一起滾打磨爬，不能早上井了，這篇廣播稿反倒讓我在采煤隊吃了苦。
第二天，我見“蔣委員長”扛支架越來越吃力，要是憑他的體力很難完成一個班定額,我咬著牙，幫他抬了幾根。巷道低，人直不起腰,七十公斤重的支架背在脊梁上，累得我幹咯。
休息的時候，我和“蔣委員長”閑扯，我還是想解開他的年齡之謎，問他的出生年月，屬相是什麼，他都說得不準確。我問：“你準備在井下幹多久?”他說：“啥時身板幹不動了，或是傷著了，到礦裏不要的時候。”
“蹲點兒”期滿，民工招工難，又留不住的根源其實誰都知道，但誰也無力解決。臨走，我跟隊長說，給“蔣委員長”調個體力稍輕的崗位，不然他在井下幹不下去了。隊長給了我好大的麵子，第二天讓他開溜子。
晚上，有人敲我的家門，是“蔣委員長”大老遠地站在門外，手裏掂著一包東西，他說：“謝謝你給我找隊長調了活兒。”我請他進屋裏來，他卻離得更遠了，怯怯地說：“不了!不了!”說著就把那包東西塞給我。我咋能收，讓他拿走，他一抽身跑去。
這是一包大約有四五斤重的白糖，我知道，那是“蔣委員長”像一些井下工那樣，舍不得吃班中餐，省下的餐證從大食堂換來的白糖，這一包少說也得十天的餐證。
我心想，這送來退去的，恐怕老蔣會多心，嫌他送的禮輕，我才拒收的，不如收下算了。隨後我給他買了件白汗衫，略高於那包白糖的價格，又讓內人從衣櫃裏找了那件我沒穿過，但不何體的中山服，給他送去。到他的宿舍，“蔣委員長”握著我的手不放，眼裏噙著淚，道出他的隱私：“我家鄉距這兒兩千多裏，那是個苦地方，地裏養不了人，十年前就開始在附近的個體小煤礦、鐵礦、石膏礦打工，換了好幾個礦，到哪裏的窯主都是一個樣，欠扣工人工錢，賴賬是常事，而且安全沒一點兒保障。那年在小煤窯砸斷了腿，傷還沒痊愈，窯主給了我二百元，就趕我走人，至今腿留下傷。後來我到這個礦想下井，但大礦有年齡限製，可巧在這個礦一個縣的老鄉叫薑大年，嫌這裏的工作時間長，每天都在十二個鍾頭，頂不住，不想幹了。我請了人家一頓飯，讓他和礦的有關人員通融通融，頂著他的名字幹。我今年實際五十三歲了，開始，隊長一看我年齡大，不敢接受我。他是個軟心腸，禁不住我和薑大年的苦苦哀求，又聽說我有十多年的下井經曆，再加上當時大礦也不景氣，招不來工人，招來也留不住，生產實在缺人，就暫時留下我到現在。”
這我才明白，他頂替人的是姓“薑”，而不是“蔣”。
我問他家裏還有什麼親人，他歎了口氣，把父親打日本的事說了，母親早就去世了。他還沒有成家，現在手裏已攢了幾千元，想找個“做飯的”，也有人說幫他找，但已花掉五百多元，也沒見到女人一根頭發絲。
“薑”穿著我給他那件不合體的中山服，成了他在礦上有了門路的標記，他臉上多了許多風光。他的老鄉有些事，就想通過他找我幫忙。那天，“薑”來辦公室找我，說他有個同鄉，那天因工作延點，已在井下幹了十四個鍾頭，困得難受不由打了個盹，被隊領導發現，罰他三十元錢。他老鄉感到委屈，就讓我給隊長說好話，能少些罰款。我給隊長打了個電話，隊長說，看你“冒號”的麵子，就罰他十元怎樣?我把“薑”送出門，才見他的老鄉就站在樓道裏。
後來，我聽說“薑”那天上班，隊長就不讓他開溜子了，說有門路的人想幹都幹不上的活，讓你一個冒名頂替的農民工幹了，你卻不知道守本分，竟敢到機關找事，你還幹原來的好活兒吧。
打那以後，“薑”再也沒找過我。我已離開那個礦多年，更不知道“薑”的下落。
中國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中國共產黨正視了國民黨對日的正麵作戰曆史。這使我又想起“薑”，也聯想起當國民黨團長的他父親，構想那個師壯士們的那場悲壯保衛戰。
我打電話找當年那個采煤隊的隊長劉誌，對方說那個隊長早退休了，又跟他打聽“薑”的下落，對方嬉笑了一聲說：“你到電視匣子裏去找委員長吧”!
到現在我才覺得很對不起“蔣委員長”。人家一直把我當摯友。可我這個粗心人，也沒問過他的真名字和詳細家庭住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