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永發散文：回家捐款
村長打來電話，說村上要修一條六公裏長的水泥路，這樣就可以和鄉上聯起，徹底解決鄉親們出行難的問題，可是目前，自籌資金的缺口仍很大，你是知道咱村上情況的，硬攤不現實，自願捐大家又拿不出，所以村委會研究，希望在外邊工作的村上人能為修路捐些款。
村長把他的意圖說完，還特意把電話給村上年長輩高的德勤爺，讓他再給我動員動員。德勤爺接過電話，用他那沒牙漏氣的嘴，說了半天，我耐著煩聽完，他無非也就講了三層意思，其一我在外邊事幹的多好，給鄉親們長了臉；其二訴了一番苦，說鄉親們生活有多艱難；其三強調了一下修通這條路的意義。盡管德勤爺的口齒不清，詞不達意，我還是聽明白了他說了這麼多其中心意思就是要給修路捐些款。
我當時沒有明確表態，放下電話我陷入了沉思。
要說修路，這的確是件好事，這條路也早該修了。
我的家鄉地處黃土高坡，涇河南岸，這裏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土壤微含沙，土層厚，較肥沃，加之涇水穿村而過，灌溉方便，一年兩料，很適宜農作物的生長，尤其是灘地上種出的各類蔬菜鮮嫩味道純正。在涇河兩岸，陝甘兩省的市場上頗受青睞。但是蔬菜要進入甘肅市場，隔河渡水實不方便，在本地銷售，離縣城三十裏路，15裏就是山路。長期以來造成了種菜不愁賣菜愁的尷尬局麵。年輕後生們受不了這種苦，紛紛外出打工，一去不複返，哪怕是在外地入籍招贅，當上門女婿，也不願再回到村上來，大姑娘們一到十七、八就張羅著在外地找婆家，願望是嫁的越遠越好。如今村上隻留下一群老人，婦女和兒童，守望著家園。
要說捐款，也是應該的。畢竟那裏是生我養我的故鄉，黃土下還躺著我的祖宗。咱們中國人不就講個認祖歸宗，葉落歸根，故土難離，鄉情難忘，鄉思夢難斷嘛。然而，提起故鄉，這麼多年來，我似乎情不濃，思不深，怨恨多於依戀。這倒不是咱是個忘恩負義的“白眼狼”，而是故鄉在我兒時的成長中留下了很多的遺憾，在我幼時的記憶中烙上了抹不掉的愁怨，使我幼小的心靈遭受了太多冰霜的擊打，未曾成熟的身軀飽受了諸多無情的折磨，以至於後來的參軍，可以說是一次被逼無奈的“逃亡”。
1970年，那時我七歲，正上小學一年級，農村的學校每到麥收季節，都要放十天忙假，讓孩子們回家幫助生產隊裏龍口奪食。由老師組織我們每天三晌去割過的麥茬地裏撿拾落下的麥穗兒。回來之後，過秤計分，交給生產隊。可是有一天，我也不明白是咋了，我把拾得的一籃子麥穗兒沒有送到生產隊裏的麥場裏，鬼使神差地提回了家。這事被幾個小夥伴揭發了，當晚生產隊裏開大會，在批鬥那些“四類分子”的時候，把我也押上了台，說我偷了隊裏的麥子，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地富反壞右的狗崽子，搞反攻倒算，破壞農業生產的大好形勢。這些我完全弄不明白，隻是覺得有些委屈和害怕，一被押上台就放聲大哭。母親看到這裏，箭步上台，護住我，跪倒在駐隊幹部的麵前，可憐巴巴地說：“娃錯了，娃還小，你們不能這樣”。對於母親的哀求，駐隊幹部沒有搭理。母親又轉身向時任生產隊長的德勤爺求饒。卻見德勤爺鐵青著臉，把頭扭向一邊，隻是吧嗒吧嗒的吸煙，這時，和我一同站在台上接受批鬥的大伯突然對駐隊幹部說：“你們放了娃，娃小不懂事，麥穗兒是我讓娃提回去的”。這時才見德勤爺扭過頭來，抬腳在鞋底子上彈掉了煙鍋裏燃盡的煙灰，慢騰騰地把煙袋鍋別進褲腰帶上，扶起母親說：“把娃領回去吧”。
據說，那晚“四類分子”的大伯在駐隊幹部的授意下被民兵小分隊的人輪流著折磨了半夜。第二天一大早，大伯便被民兵小分隊用槍押著送到朝陽電站勞動工地上接受監督勞動。
那年月，不知為啥，人們每天都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到頭來沒有多少收成。正如鄉親們戲 地說：“辛辛苦苦一 料子，糧食打了一帽子，把高粱顆當仁丹的分著吃”。此話有些誇張，但卻道出了農民的艱辛。“花錢靠貸款，吃糧憑返銷，姑娘往外跑，小夥象難找”，基本上是我們村處境的真實寫照。當時，吃返銷糧是鄉親們最大的渴求和奢望。否則，隻能是瓜、菜代了，記得有一年，放學回家，吃罷早飯，母親說，聽說隊上分返銷糧，你去看看有了分回來”。於是，我便背上口袋和二弟一同去了。誰知到隊上一問，隊長說沒有我家的。我問為啥？隊長說不為啥，就是沒你家的。一聽這話我有些不願意，隨口罵道：“日他媽，這是不讓他人活了”。剛一罵完，未等我轉身離開，隊長飛起一腳把我踹倒在地說：“你狗日的碎慫罵誰哩，你真不想活了”。挨了一腳，我連爬帶滾地跑回了家，半天坐在門檻上沒說一句話。可惜我當時年紀小，沒有力量，否則我都有拿刀把隊長砍了的心思。後來在別人的指點下，每當返銷糧到來之前，母親都要打發我或二弟給隊長家送去幾個雞蛋，走走後門，從此以後，每次來返銷糧，我們家多少還能分些回來。
由於父親在外工作，我們弟兄幾個年紀尚小，家裏隻有母親一個女勞力，每日辛苦一天隻能掙回六分工，是村上的缺勞戶。每到夏秋二季分糧，，基本上都是按勞動日分糧，分配的工分完不成，還要向隊上繳缺糧款，父親寄回來的錢，除購買黑市糧以外，其餘的全部得繳缺糧款。
初中畢業以後，我以優異的成績考取了公社高中。夏末一天，我回家背饃，母親讓我先把糧分回來再去。我隻好把饃擱在場裏的碌礎上，排隊分糧。等到排到跟前，生產隊會計算盤珠子一撥說 ：“回家拿缺糧款去，不繳缺糧款不給分”。
“多錢？”我問會計。
會計說：“四十三”。
我說：“家裏沒錢，你先把糧給分了，等我爹把錢寄回來了再繳行不行”。
“不行”。會計的態度很堅決，順手把我推到一邊。
看著分到糧食的人扛的扛，抬的抬往家走。我站在一邊摸摸肩上的空口袋，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當即決定不上學了，我要掙工分。於是，便讓二弟把饃替我背回家。當天下午我就參加了隊裏的生產勞動。晚上，我挨了母親的打，卻掙回了五分工。看著勞動計分手冊上憑著自己的勞動掙回的五分工和放在一邊的背饃布袋，我的心裏說不出有多難受。
從此以後，雖然使我們家走進了餘糧戶的行列，可是失學卻給我留下了終生的悔恨和遺憾。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進了我們這個山疙嶗之後，大伯摘掉了“四類分子”的帽子，高成分也不再是決定一個人命運和前途的羈絆了，封存了幾年的心扉開始活泛了，每當夜幕降臨，躺在窯洞的土炕上，我自問自己，過早的輟學已經犯了一個天大的錯誤，難道就真的這樣麵朝黃土背朝天地過一輩子嗎？不，我要走出這窮山溝，找回我本該擁有卻又失去的一切，逃離這日弄人的窮山惡水。可是，我又懷疑自己的能力，捫心自問：“我能嗎？”
冬季征兵的時候，我抱著試試的心情到公社報了名，誰知，命運出現轉機，如此的順利，公社目測，上縣體檢一路順暢，擔心的政審也無磕無絆地過了關。終於穿上了使許多青年人眼紅的綠軍裝。臨行前，母親 掬一把黃土說：“帶上，出門後換水土，肚子不舒服了，潑水喝能好些”。我接過母親手裏的黃土，手一揚撒在地上說：“用不著，我就等著換水土的這一天”。
就這樣，我帶著對故土的怨恨離開了故鄉，沒有依依不舍的眷戀，沒有生離死別的愁腸，昂首闊步地走了。這一離就是30年啊！
收住回憶的閘門，抹去掛在腮邊的淚水，這款到底是捐還是不捐，我的確拿不定主意。當晚我撥通了父親的電話，表達了我的矛盾心理以後，父親說：“娃呀，我知道前些年你們在家遭了不少罪，受了不少苦，可那不是故鄉的錯，也不是鄉親們的錯，人們不是常說，月是故鄉明，親裏故鄉人嘛，要說鄉親們還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能幫就幫吧，這改革開放三十年了，可咱這裏 鄉親們的日子過的還是差啊！這幾年我回鄉居住，村上對我不錯，再說將來路修好了，你給我和你媽上墳燒紙也方便多了”。
聽了父親的話，我頓時打消了積聚在心頭的疑慮，一下子消除了對故鄉的怨恨。決定，明天一早就回家捐款去。
